在越来越大的“中国通史”出版了若干种以后，是编写区域通史的时候了。这一工作得到各地学者的积极参与，因为在学术事业不断开拓，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形势下，中国通史研究的新进展和突破，正有待于各地区域史研究的深入和创新。在各省“通志”或“省志”差不多出齐的时候，编写地方通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一工作得到各省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因为在东部开放，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的形势下，一部好的地方通史可以帮助“生斯土与官斯土者”进一步了解国情、省情、民情，为本地的改革开放提供历史文化资源，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教训。所以说，最近面世的《湖北通史》（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与已出各省市通史一样，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编纂一省通史，会遇到一些难点，让我们试看《湖北通史》是怎样突破这些难点的。
横向上，区域通史与中国通史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首先会碰到的一个难题。该书总序提出，湖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历史的各个方面自然与中国各地具有很多共性，但《湖北通史》不是已有中国通史著作的具体而微的投影，编写时应写出特色，即发掘湖北社会发展演变不同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的特征、速度、方向和方式，发掘生活在该区域的人群不同于其他地区人群的文化精神。因此各卷作者都努力在写出湖北特点上下功夫。
笔者一向认为，地方史、专门史划分历史时期可以而且允许与中国通史有所不同，应该体现出本地区、本领域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或特殊性，一律套用中国通史的历史分期有时就会抹杀个性或削足适履。该书秦汉卷在历史时期的划分上就很有见地，在照顾到中国通史的断代习惯的同时，从反映湖北地方历史的实际出发，既根据秦对荆楚的占领比秦统一中国更早，统一前后秦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是连贯的这一史实，而将叙述湖北地区的秦汉时期的上限比史学界流行的秦汉时期上限为秦统一的公元前221年略为提前一些；又根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中原地区已建立曹魏统治的时候，今湖北地区曹操不占优势，刘备一直打着汉室旗号，孙权也未丢开汉的旗帜，这一局面持续到东汉终结的事实，将其下限定在东汉终结的公元220年，而不采纳秦汉时期下限在公元189年（董卓立刘协为傀儡皇帝，自己控制朝政，东汉名存实亡）或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至许昌，实际上已曹魏取代东汉政权）的说法。
中国通史表明，南北分裂时期，南方经济常常得到大踏步发展。如果照搬这一结论，就会写南北朝时期湖北地区的经济也是大踏步发展。其实，中国通史所写，是就全国而言，具体到湖北地区却未必如此。该书魏晋南北朝卷注意到这一点，认为六朝时期湖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地位，较之三吴地区要逊色得多，这是因为荆襄乃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地方饱受兵燹之害，大量劳动力被征兵，生产者的劳动果实被搜刮殆尽，高门大族聚敛的巨额财富很少用于社会再生产。这就突出了湖北地区历史不同于中国通史的特点。
隋唐五代卷总结了湖北地区历史的几个特点，回答了当时荆楚地区“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的“个别”是什么的问题，指出其个性特点就是“领异标新”。宋元卷的作者归纳了那段历史的四条特点：勇于改造自然，善于经营商贸，勤于传道授业，巧于装点江山。以上这些总结或归纳，虽然不一定十分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但这种注意寻找地方特点的努力无疑是值得称许的，因为它使《湖北通史》就是“湖北的”，而不是中国通史的湖北版，或其他地区通史的模仿。
纵向上，古代行政区划与近世一省的疆域并不一致，叙述以往历史时如何把握空间范围？则是另一个难题。如果只按今湖北省的范围写，就会把某些时期（如，先秦的楚国、西汉后的荆州）统一政治实体在今湖北境外的活动割裂出去，使那段历史变得不完整、不系统；如果那些时期的作者任由手中的笔在荆楚大地上自由地驰骋，则会有越俎代庖，掠人之美的嫌疑，以致惹得邻人瞪眼。该书的处理办法是：首先以今湖北省境的空间范围为主，只有在遇到思想影响、文化交流、人物迁徙、货物流通等问题，或是牵涉到湖北局势发展的事件时，可以越出湖北的空间范围。该书前面的几卷基本是按照这一办法写作的，所述“荆州”、“荆楚”常常就是概指今湖北省范围，涉及邻省的内容不用重笔浓墨。我想这种立足现代区划，兼顾古代区划的办法恐怕是突破这一难点的较佳方案了。
仅就以上两个方面看，《湖北通史》为区域性通史的写作探索了一条可行之路。
该书主编之一章开沅先生早年曾将理论比作飞鸟的两翼，把史实比作鸟飞所凭借的空气，认为没有翅膀或者没有空气，历史科学都是不能展翅高飞的。该书仍然坚持了这一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原则，在以记叙为主，拥有翔实史料的同时，注意哲学思维，注意理论的指导、深层的思考和高度的升华。正由于有这种“史论结合”，书中时时透发出新意，各卷的作者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和发人深省的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海洋型文化是开放型的“蓝色文明”，内陆型文化是封闭的“黄色文明”。先秦卷的作者根据古成就和史料记载，对这种观点再次进行了审视，认为“此说大谬不然”，内陆的楚文化就很有开放性，沿海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却很有封闭性。楚国开放最有力的例证之一，是起源于地中海的玻璃制品在楚地的发现，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的源头由北方的丝绸之路，提早到三四百年前南方的“玻璃之路”。
隋唐卷的作者对社会多层性问题等进行了理论思考，得出的结论同以往单纯以阶级差别来划分社会略有不同，他用“等级社会”而不用“阶级社会”来概论隋唐五代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等级差别十分明显的社会”，因为他认为等级社会的划分涵盖了阶级社会的划分，而阶级社会的划分却难以涵盖等级社会划分。他还根据荆楚历史上“领异标新”的特点，指出“未必南荆逊北州”的史实给人以这样的启迪：“历史上代表时代潮流的新事物并非总是出现在政治或经济中心，相反在某种条件下，政治中心往往是压制新事物的堡垒。”
晚清卷的作者对历史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进行哲学的思辨，认为在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进程既具有相对的一致，又呈现出差序梯次的情形下，中国历史的局部与整体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某一地区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状况必然受到宏观整体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制约，另一方面某一地区或因其地理位置、或因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势能而对全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和决定了整体的历史进程。局部和整体关系的这两种表现，既在晚清历史中有明显的反映，其他历史时期也基本如此，说明作者这一理论思考的普遍意义。
正是由于该书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华夏文明的源头是单一还是多元的问题，大史学问题，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动规律问题，区域文化传统与全国主流文化的关系问题，早期现代化未能持续发展的问题等等的探讨和回答，使一省历史的研究具有了解剖麻雀的作用，为史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意义超越了省界，超越了个案。
时下有一股编书热，某个书老板组织同学、朋友一帮人，拉一杆大旗作虎皮，就可以出书了。如果编者或作者是对某个问题有所研究的学者，问题还不大，可惜的是很多书的编者或作者并非行家，亦不研究，率尔操觚，而且动辄“全史”、“全鉴”，动辄几十册上千万字，高码洋，高折扣，以为致富之门。这样的书出来，不是遭“浅薄”之诮，便是犯抄袭之嫌。然而《湖北通史》却不同于此，三位主编是全国知名的史学专家不论，即每卷的作者均是具有通史必备素养，又是对该断代史研究有素的学者，而且每卷仅一、二专家亲自撰稿，并不拼凑“写作班子”，以保证书稿的质量。如果不是专家写书，怎能提出诸如明清时期“湖广熟，天下足”，即两湖地区粮食运销外地的原因主要在于耕地面积广大，且人口相对稀疏，而并非湖广的粮食生产水平已超过江浙，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隋书·地理志》称襄阳“稍尚礼义经籍”是由于晋室南迁，四方凑会的论断，与史实不合；湖北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内地现代化经济中心的地位造成了湖北现代文化多元化、救亡文化成为主流、中介性、具有汉味等特点这样一些很有见解的观点？但愿坊间多一些这样的专家之作，少一些拼凑的伪劣产品。当然，《湖北通史》毕竟是一个动员了10余位学者的大工程，各卷可供利用的基础不一样，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体例上难免有不够一致的地方，即如各卷前言，或精练生动，富于文采，或力求全面，着重论述，以致从内容到形式，从格调到篇幅，差异较大，显得不够协调。我们不可能要求一部开拓性学术著作尽善尽美，但有如“前言”这样重要的部分也缺乏统一策划，任由各作者自由畅想，则会影响全书的整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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